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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产业升级这道坎:日本的镜鉴 ——读《日本经济结构转型:经

归档日期:04-19       文本归类:发音结构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原标题:跨越产业升级这道坎:日本的镜鉴 ——读《日本经济结构转型:经验、教训与启示》)

  不能不承认,日本是个危机感十足的国家,有着强大的改革自新动力。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仔细研究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那段经济转型的历史,大有裨益。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达到高峰,GDP排名世界第二、进入工业化后期并成为“世界工厂”,但随即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的考验。这个阶段日本增长模式是粗放的,高耗能、高污染问题严重,在遭遇外需减少、产能过剩,自然资源不足特别石油危机带来的能源短缺多重夹击后,陷入困境。此外,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也日益严重。经过十余年经济结构转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完成了追赶欧美的任务,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先生的《日本经济结构转型:经验、教训与启示》,就是对日本上世纪70年代经济结构转型的总结。该书对日本当年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作了清晰的描述,读后读者会惊讶地发现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氛围与之非常类似。比如日本的产能过剩: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国内需求不足,加之世界经济减速、外需疲软,导致经济停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到了1975年制造业开工率只有67.1%。再比如环境污染:日本进入高速增长期以来,偏重重化学工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日本环境厅于1972年7月底发表的《全国河流、湖泊、海域水质污染检查结果》表明,按大肠菌群、BOD等生活环境基准要求,日本全国50%的湖泊、23%的河流和18%的海域超标,水质污染成为日本环境污染的重症。另外,由于工业开发规模扩大、过度使用地下水所引起的地表下陷,汽车的废气污染等公害在这一时期也非常突出。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日本唯一能做的就是经济结构转型。据《日本经济结构转型》的分析,为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当时的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调整产业结构、开发节能技术与新能源、强力治理公害、消解过剩产能、企业积极推行技术创新、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执行合理有效的补贴制度等。

  日本当时推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产业结构从过去的“重厚长大”转向“轻薄短小”,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型结构转化;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节能减排,特别是要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从源头上解决公害和环境问题。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行业或者减少其产能。其次,为了保持产业布局的完整性,对实在难以淘汰的支柱产业实行升级改造。再者,工业化发展的重点从基础材料产业向附加值高且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汽车、机械、电子加工等组装型产业转移。

  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日本还大力开发节能技术、新能源和石油替代技术。为此,日本于1974年和1978年分别提出了“日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前者是太阳能、煤能、地热和氢能等新能源开发计划。后者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1989年又提出“环境保护技术开发计划”。1993年日本政府将上述三个计划合并成了规模庞大的“新阳光计划”。除了直接组织攻关项目外,政府还鼓励和支持生产厂家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尽量降低家用电器耗电量。大力开发节能汽车,使日本汽车以节能环保优势很快占领了欧美市场,成了日本出口的主导产品。

  在强力治理公害上,日本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质污染防治法》等多部治理公害、保护环境的法律;提高了治理环境污染费用比例;政府公共投资从生产设施优先型投资转向生活关联投资。与此同时,企业也被发动了起来,在政府强化治理公害的1970年以后,民间企业大幅增加了治理公害的相关投入。民间企业宁愿牺牲生产效益,也要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势就是从这时期开始的。

  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不断扩大设备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石油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急速下滑,外需萎缩,企业生产因此急剧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促企业“瘦身”,消解产能过剩,日本政府在法律政策层面鼓励企业缩小产能,而央行不断下调利息,为企业缩小产能创造条件。日本企业则通过出让资产、节省开支和削减红利等手段筹措资金,积极归还借款,以减轻利息负担;在不触动“终身雇佣制”的情况下,减少雇佣工人;这一时期企业投资很少用于量的外延扩大,主要用于企业内部技术改造和固定资本更新。

  企业技术创新在日本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日本企业创新经历了引进学习、消化、吸收欧美模式最终走上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过程。由于缺乏美国式风险基金及创业土壤,日本企业创新形成了大企业主导型特征。而从国家层面的创新体制看,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在企业创新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即所谓“官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特征。这些做法很有效。

  日本经济结构转型期的海外直接投资,最初主要向国外转移纺织化纤、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等夕阳产业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之后,为缓解电子机械和汽车产业的贸易摩擦,又逐步转移电子机械和汽车产业,实行当地生产。

  日本政府也直接补贴企业,但以政策引导为主,补贴为辅,市场作用始终占主导地位,政府补贴只是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而企业也深知开发节能技术和创新对自身的长远利益,所以即使没有政府补贴也会自觉开展行动。

  上述经济结构转型措施,在日本取得了显著效果:经济结构趋于平衡、国际化程度提高;出口急剧扩大;经济全面恢复。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第一个从萧条中走出,在欧美各国陷入长期“滞胀”泥潭时,日本一枝独秀:1987年经济实现5%的中高速增长;80年代中后期,日本GDP总量接近美国的60%,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在产业结构中,无论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第三产业比重都超过了60%。日本经济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达到了鼎盛期。当然,有些措施也造成了不小的负面作用,比如无节制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国内产业空心化,这在90年代以后表现得非常突出。

  日本经济结构转型虽然很成功,但也留下不少教训。《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将其归纳为三大点:过度发展核电埋下了巨大隐患、无限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金融自由化引发了一系列弊病。作者由此总结出三条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殷鉴:一,在产业结构调整时应兼顾产业体系的完整和就业的稳定;二,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需强化创新能力;三,治理公害、节能环保要齐头并进。

  1973年的时候,日本只有两座核电站,而到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前已达到56座,核电占发电总量的30%。以日本的地理环境和地震频发的地质条件,修建如此之多的核电站给经济发展、国民生命安全埋下了隐患。果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产生核泄漏。

  自上世纪70年代经济转型期以来,除个别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一浪高过一浪,而日本市场很封闭,对接受外国企业投资国内市场并不积极。国内企业大量外流,而这些空缺又得不到填补,这就导致国内产业出现了严重空心化。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地方经济衰退、失业严重、地方财政难以维系。国内产业的空心化也成为影响当前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金融自由化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陷入泡沫经济的重要内因之一。始于1979年的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是利率自由化、放宽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废除央行对民间银行的“窗口指导”、放宽“有担保原则”交易规则等。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个人、企业、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国土计划部门等都没有认识到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各自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这些失误相叠加、积累,产生了巨大的相乘效应,滋生、吹大了经济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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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的短短几十年间,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向。而此时内忧外患不断,任何一个偶然的社会事件,都会形成超乎意料的时代变局。可以说,是持续不断的大小战争、林林总总天灾人祸、萎靡萧索的城市乡村、茫然无助的流民、毁坏和流落海外的文物遗产、风起云涌的抗争、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等历史片断,拼接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全景图。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许多事件都不陌生,但迄今国内相关史料中的图片和影像却极少,西方记者当年留下的现场速写与摄影图片因此就显得弥足珍贵。

  《伦敦新闻画报》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以图像为主的画报,早期以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再现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这份画报与中国有缘,仅 1857—1901年,就派驻大量画家兼记者来华,向英国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报道。上世纪20年代,影像作为媒介传播方式在世界开始流行。《伦敦新闻画报》派驻中国的记者们(包括特约记者),直接用相机,留下了那个年代各种事件、人像以及各种风物的原貌。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沈弘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起,遍访哈佛、芝加哥、伦敦等地图书馆,搜集了大量国内外难得一见的珍贵图文资料,整理、编译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记录。2014年,他曾出版《记录的晚清1842—1873》(全三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而不久前他推出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记录的民国1926—1949(全四册),可谓续辑。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精选出3000余张珍贵照片和100万多万的文字。影像图片的记录,有时比单纯的文字更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因此,书中关于文化新闻的影像图片报道,不时给人带来心灵一颤。当然,由于国体、政体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英国的记者们在采集中国影像图片时,其选择的角度是不同的。毕竟,新闻影像也是一种表达方式,无法逾越价值观念的鸿沟。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广袤的古老国家,在地理、地质与地貌方面,南北有着明显的差异。一般认为,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唐朝之前,这里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但是伴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的重心逐步向南方转移。对黄土高原上的一切,西方人充满着好奇。《伦敦新闻画报》曾用六幅航拍影像图片,以“奇异的中国面貌:因自然和人工而造成的奇特地貌景观”为题作了报道。英国记者们在描述西北黄土高原的褶皱山脊时,称这是“形似某个史前巨魔的脊椎骨”;在描述黄土高原上的梯田时,称“就像一个为巨人而建造的超大规模的古希腊露天剧院”;在描述兰州附近一个埋葬109名宋代将军的陵墓形状时,称这仿佛就是一个“台球桌”。

  1927年2月26日的《伦敦新闻画报》,刊发了一张名为“古老中国的精神:一位杭州农民在净慈寺里抽烟杆或休息”的照片,颇让人回味。照片中,一个老农坐在石头上翘着二郎腿,握着大约一米之长的烟杆,心神不宁地吸旱烟。他穿着草鞋,左脚上带着伤。不知是在劳动中不小心碰伤了脚,还是被人欺负过。《伦敦新闻画报》为什么在标题中强调“古老中国的精神”?难道因为农民身后的佛教寺庙?这种场景,其实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平常。

  民国年代,出洋留学并且获得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然而当时在西方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却是凤毛麟角,郑毓秀就是其中的传奇人物。她1891年出生广州,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24年,33岁的她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女性第一位获此学位者。回国后,她被任命为上海市法院官,同样成为中国女性第一人。在1927年4月2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中,刊登了她的全身照。照片中的郑毓秀,美丽端庄,装扮洋气,左手放在背后,右手放在上衣的衣兜里,似乎有些腼腆。如果没有简单扼要的文字介绍,谁会把她和官形象联系起来?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物古迹遍地皆是。经过战火和人为的破坏,这一百多年,文物数量在锐减。民国时期,多数老百姓没有文化,所以根本就没有文物保护观念。比如,1927年7月30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中,以《一个用作广告牌的明陵石雕:中国故意毁坏文物的行为》为题,刊发的一张新闻影像图片令人揪心。这幅影像,主要表现的是南京明陵一尊巨大的大象石雕。在大象石雕上,却张贴着各种标语。影像中的石雕高大威武,在荒凉的郊野默默地站立了几百年,然而民众并没有把石雕当成文物,仅仅视为普通的石头。刊登这幅影像,英国人心中一定充满疑惑,这么富有历史价值的石雕,为什么不转移到博物馆里?

  如果说民国时代的人们把南京明陵的石雕不当回事,那么直接破坏、践踏文物的行径则不可饶恕。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前前后后花了六十多年。石窟依山开凿,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然而,地方武装势力中的士兵,竟然无法无天地盗取佛像,有的竟然直接用刀砍下精美的佛头,以低廉的价格倒卖给古董商人。1930年1月11日的《伦敦新闻画报》,用六幅照片报道了这次事件,新闻标题是“佛像遭遇中国士兵砍头:盗取佛头是为了卖给古董店”,隐隐表露出记者的不满和忧虑。从晚清到民国,这些无价国宝,陆陆续续“流传”到了欧美诸国的博物馆里,成了他们的珍藏。在国家主权被践踏的时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都朝不保夕,更遑论历史文化遗产?

  今天的中国,历史早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走向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生活小康的道路上,牢牢铭记过去,能激励我们更好地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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